人情债

当躺在病床上的刘大叔抓着我的手，满眼热泪地对我说，永远也不要相信他儿子大伟的时候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。

记得我刚刚认识刘大叔一家的时候，他儿子大伟与我一样，还都是六岁的孩子。那一年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，被就近安排在平安胡同的大院里居住。初到大院，我还有点不适应，因为那个大院属于传统的北方民居，还带有四合院的特色。

我们就住在一间平房里，父母住里屋，我住在外屋。房门外就是一块被房子围成的院落，大家天天见面，邻居间就像亲人一样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空调，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。就像其他大院里的人们一样，我们也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盏灯，点了一支蚊香，然后拿着一把蒲扇，围坐在院子里乘凉。

那时候，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娱乐，孩子们吃过饭就会在地上掏几个小洞，然后蹲在一起玩弹球；男人们则围着一张小桌子打扑克；女人们坐在板凳上嗑瓜子、话家常，时不时老人还端着茶杯插上两句话，然后就是人们爽朗的大笑声。

可以说，大院的门一关上，就是一家人。有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也会吵架，但是没有几天就会重新和好，就像亲人间的争吵一样。

由于我与大伟年龄相当，所以我们两个天天粘在一起踢皮球，打弹弓，关系是非常的好。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好，他的母亲非常喜欢我，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，都要给我留一份。那时候，他家就是我家，我家就是他家。他家就两个孩子，另一个是他的姐姐，大他八岁，很早就嫁了人。

记得我刚刚懂事的时候，国家闹了三年饥荒，很多人都饿死在了家里。由于我父母所在单位福利比较好，每个月能领到几盒罐头，十斤黄豆，所以我们做饭时香味一飘出来，同院的一家人就要站在门口骂街。后来我妈妈受不了了，就要出去与他们理论，但是我的父亲拦住了他。晚上他还偷偷地给了那家人的孩子一些煮黄豆，那孩子几口就把黄豆都咽了下去。

后来饥荒越来越严重，大院里的人很多都病倒了。那时父亲看到谁浮肿了，就会把领到的豆子送给他们。再后来就连罐头也都打开分给孩子们吃掉了。妈妈回来见东西不见了，用炒菜的大勺子狠狠地敲了父亲一顿，父亲压低了声音“哎呦哎呦”地叫。那一段难熬的日子，我几乎每夜都会被饿醒。这时母亲就会拿起一杯温水，放几粒白砂糖，让我喝下去。因为白糖很少，以至于那水完全没有甜味，所以我喜欢喝凉水，因为那样白糖不会完全融化，当喝到杯子底部的时候，还会有那么一点甜味。

晚上喝糖水的事，妈妈不让我说，因为那些糖是她偷着藏起来的，父亲并不知道。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妈妈蹲在地上哭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：老鼠把糖给偷吃了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我还非常痛恨老鼠。

后来我上初中那年，大人们就像变成了疯子一样，儿子不认父亲，学生不认老师，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，我都能看到街上的碎玻璃，与一滩滩早已凝固的鲜血。

每当见到这些疯狂的人，我都会躲得很远，生怕与他们沾上一点关系。但是这种情况越演越烈，最后那终究要来的，怎么也躲不过。

就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，很多戴着袖标的疯子在街上打砸商店，殴打警察与旁不相干的路人。我见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一路跑回了家，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路打到了我们的大院附近。我家里没有人，因为怕极了，就躲到了大伟家。

很快一群人冲进了我们的大院，砸开了我家的门，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了一地。邻居出来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说我父亲是间谍，是特务。他们要邻居快说出我父母的行踪，但是他们都说不知道。他们问：“他的儿子呢？他儿子应该知道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