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情债(2)

他们说：“下学还没回来，如果要回来，早就回来了。估计是被父母接走了。”

他们领头儿的见到了大伟，就走过去猫着腰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小朋友最诚实了，好孩子从不说谎，你告诉叔叔，他们家那个小朋友在哪里？叔叔是好人，是抓坏蛋的，你告诉叔叔他在哪里，你就是国家的小英雄。”

大伟指着他的父母说：“他们都说谎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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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那时正躲在床下，听了这话，全身都湿透了。吓得连气都不敢喘。

他继续说：“他们一家昨天夜里就搬着东西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是要去北京。”

那个人听了这话，就气哼哼地带着人走了。随后他们去了旁边的院子里，把那家人从屋子里拎了出来。打碎了窗户上的玻璃，让他们光着腿在玻璃上跪着，然后用腰带的铁头抽那家人。那家人第二天就都喝药死了，包括那家人的孩子。

从此我就住在了大伟家，每天我都不敢出门，更不敢去学校了。大伟一家也曾为了我的事小声争吵，但只要一见到我，就马上变成了笑脸。那段时间，我吃得甚至比大伟还要好，所以大伟不太高兴，我知道他是嫉妒我了，我就把他父母给我的食物偷着塞给大伟。有次他父母发现了，就悄悄地对大伟说：“他都没有父母了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”随后的日子大伟都会主动将好吃的让给我吃。

没过多久，我的父母回家了，他们说那天闹事的人已经被另一些人打败了。他们都被人活活打死后扔到了河里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邻居们都说，你们能安全回来就好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，直到十八岁那年，他去了一家机械厂上班，我去参了军，后来又读了军校，一直没有回家。就在我考上军校那年，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几个人都相继逝世了。那年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。还好大院的房子是解放前财主盖的，设计合理而且用料考究，所以房子并没有倒塌。但是由于震级很大，房子也变成了危房。

很快我们各自搬了家，由于两家的距离非常远，电话又不像现在那么普及，所以后来就很少见面了。再后来我复员工作了，又搬了一次家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这一别就是28年。

当我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他时，我已经52岁了。尽管28年未见，但我还是认识他，他那国字脸与浓密的眉毛，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走过去抓住了他的手，一时间竟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他满脸笑容地望着我。就像我们才几天不见的样子。

他说：“你还是老样子。就是没头发了。”

那天我请他喝酒，席间我问他，你这些年都干嘛了？

他说：“搬走后，我一直在那家机械厂当工人。后来厂里效益不好，一直半死不活，一个月就三百多块，还时不时发不了工资。后来开始改革，国家呼吁我们主动辞职，减员增效，于是我就辞职了。后来厂子倒闭被卖给了外国人。那时候歌里不是唱：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吗？我就到处去找工作，但四十多岁，体力活干不来，技术活也不会。到处都是农民工，人家给五百块就什么都干，而我要养家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去马路边摆摊，辛辛苦苦一个月能赚*百块。后来又借钱买了摩托去车站拉活儿，结果被交警扣了摩托，最后没办法，就去卖保健品，顺便做一些保险。”

他说：“咱们哥俩不说瞎话，其实卖保健品就是骗钱，骗那些有钱人的钱。他们有钱，不骗白不骗。你现在有工作吗？不行跟我一块儿干，可赚钱了，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一万多。”

我说不用了。我并不认为他的收入真会很好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无非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，所以才说自己赚钱多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以他的性格，是无论如何也推销不出去东西的。